是什么塑造了大多数人的心灵？是什么融入了大多数人的记忆？是什么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文化生命轨迹？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厚重浩繁的经典，而是电影电视，是流行歌曲，是通俗读物，是文娱活动——是被叫做“大众文化”的那一类文化形态。
回望来路，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已有30年的历史了。30年间，一浪浪的大众文化热潮随流光而去，如梦如烟。重拾它们，淡淡的感伤中，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经历得很多，也淡忘了很多了。
三十年间，先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让冰河缓缓解冻，大众文化生长起来，我们有了比较多彩的影视、歌曲、喇叭裤、太阳镜和舞会；然后一位叫邓丽君的台湾女歌手带着她的天籁之音悄然来袭，各种大众文化热潮自此一发不可收；柔靡轻款的歌声未息，香港的声画让佛家少林寺开创了数十年的视听武打之风；一种叫“朦胧诗”的文学体裁席卷全国，一代青年都是文学青年，诗人之梦是最灿烂的梦；让人如痴如醉的《霍元甲》，万人空巷的《上海滩》；金庸的“成年人童话”在有华人的地方数十年不衰，琼瑶的小说竟成“爱情指南”；有了一个“新民俗”，是春节晚会；多了一个精神家园，叫《读者文摘》；与歌唱艺术南辕北辙的崔健让国人知道了摇滚，由雅而俗的第五代导演编织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光荣与悲怆；多少农村少年在《平凡的世界》里寄托了梦想，积聚了力量；而王朔，让人知道崇高可以挖苦，高尚可能可笑；席慕容的清浅诗行滋润了多少人的心灵，《渴望》形成了多么强劲的冲击波；由北向南辐射的“汪国真热”竟以笑柄煞尾，余秋雨也由万众仰首的文化大师变成了对世故文人的“千年一叹”；还有“全民选秀”和“百家讲坛”造成的电视传播业奇观……
我想唤醒两代人的记忆，让这些曾经让我们沉醉、让我们梦想的文化热潮在自己的笔下复活。希望我这20万字左右的文稿，能搅动时光和心灵的河流。
流光如梦，但不如烟；烟终将散，而往梦依稀，会伴我们一路走去……
解冻的冰河
——1980年前后的影视文化状况
1978年以后的这些年，叫“新时期”。算起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进入“新时期”已经整整30年了。回看刚刚摆脱“文革”梦魇、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好比一条冰封已久的河流，在终于来临的春阳的照耀下，开始在“咔咔”的冰裂声中逐渐解冻。
新时期以前，被极左思潮和政策笼罩的中国大陆，红潮滚滚之下，大众文化领域一片单调、灰暗、阴郁——甚至根本就没有“大众文化”，有的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教，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产生自国家意志和体制运作。那些年，女性衬衫领口有花纹都会被指为“资产阶级趣味” ，靠在南墙根的老头闲聊几句“刘备招亲”之类都会是“为封建统治者张目”，随时会招来横祸。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大众所能参与的文娱活动，所能达到自己本能需要的精神满足的对象，基本就是由国家认可和强力推广的“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
所谓“八个样板戏”，就是《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这些剧目由最高层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江青亲自组织创作，演职员里汇集了全国一流的文艺家，比如袁世海、童祥芷、汪曾祺等。
样板戏以宣扬阶级斗争、颂扬革命暴力、抑制人性情感、培养政治忠诚为旨归，剧目创作出由江青审看、改定后，做为不得有丝毫“走样”的“样板”令各地剧团搬演，同时几乎禁绝一切传统优秀剧目。搬演中，如果 “钦定”的“样板”中某角色在某时间里抬了左手，那任何地方、任何剧团的演出中在这时该角色就不得抬右手；而且，连角色服装上的一块补丁的大小都不许和“样板”有丝毫误差！
看戏，在电视、舞会、旅游等文化活动形式远未普及的时代，是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样板戏”这种荒谬的“艺术”几乎是那时公众唯一可看的戏，反反复复，看来看去，戏瘾再大的人也都兴味全无、不胜其烦。“戏不戏，红灯记；唱不唱，沙家浜”，这句我的家乡那时私下流传的顺口溜，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烦闷情绪。
“一个作家”是指浩然。这位原名梁金广的作家是那个谎言时代的应声虫与大红人，写有完全符合“路线”和“政策”、深受“上面”肯定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他是文革中唯一被允许在书店销售作品的当时作家。傅雷、赵树理、巴金等作家在“文革”风暴中家破人亡之际，他却可以坐着军方的专机去西沙群岛“体验生活”。
对于文学读物极端贫乏的一代读者来说，浩然那些没有个人思想、演绎政治理念、参与构建谎言而又显示出一定文学才华的小说不啻是焦渴时的甘泉，被大批读者无法选择地吸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读者除了他的这些“作品”便几乎没有别的文学食粮，一代人的文学生活与浩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饮鸩止渴”（宋家宏教授语）对读者头脑和心灵的扭曲，和强大的文化专制对人的戕害一起，使精神置换能力差的人终身不能摆脱——他们永远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正常审美力和判断力。
舞台剧和文学书籍之外，在大城市，极少数家庭拥有传说中的电视机，比如今天著名的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她家就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程乃珊曾这样回忆1960年代初看电视的情景：“当时家庭电视尚不普及，因此有了电视也不敢声张，怕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家一位亲友，甚至把电视机放在壁橱里，看电视看到一半，一旦有不熟悉的人敲门，壁橱门一关就保险了。现在的年轻人听到，一定有如感到天方夜谭一样古怪吧？”
我并不觉得多么古怪，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有关文件和报刊上基本不提电视这一文化样式，足见当时电视业根本不成规模、气候，没有社会影响，进一步说明的是电视机乃罕见之物；而1960年代居然就有电视机，如此豪奢，正是“工农群众”要“打倒”的对象。
人不是动物，当人被强权像牲口一样圈养、驯化之时，人的天性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依然会固执生长。文革中那极端单调的文化状况，让人从一些匪夷所思的活动中去获取精神满足，比如看别人被批斗时戴高帽、“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比如听被“专政”者被迫自己喊侮辱自己的口号，比如读充满腾腾杀气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比如煞有其事的“早请示，晚汇报”……对正常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暴虐、荒谬场景的“观赏”或参与，竟也把失去基本文化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填充起来。古今中外罕见的向领袖表忠心的“忠字舞”，也成为当时一些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前邓小平在高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已形成，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新时期大众文化发展的溪水，在文革造成的荒芜与污浊中，开始汇集、奔流。
电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中国人不分城乡，基本形成共同的“电视记忆”，是在1980年代中期。而在1958年5月1日，距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进行正式的电子电视系统公开播出试验22年后，中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开始试播，随后陆续成立了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等，到1963年，中国有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36座。
《一口菜饼子》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由北京电视台播出于1958年6月15日。这部全长20分钟的电视剧以“忆苦思甜”、“节约粮食”为主题。不管我们对这部中国电视剧史的开篇之作怀有怎样的好奇，也永远没法亲睹了——那时没有磁带录象设备，电视剧其实基本就是舞台话剧的“现场直播”，且无法录象储存，如要“重播”，就得演员们再演出、再“直播”一次。拥有磁带录象设备，要到1967年。
1966之前，8年时间里，全国只播出了80余部这种“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三十分钟，二百个镜头”的“直播电视剧小戏”。
十年文革，文化蒙难，才萌芽的电视横遭摧残。10年之中，北京电视台只拍了一部电视剧，叫《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听名字就知道是何内容。
倒是在1972年，为了转播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彩色电视技术设备。因为没有发射、录象、差转等设备，画面模糊，第一次接收到彩色电视信号的技术人员竟以为是故障。从彩色电视试播到文革结束，全国仅有两部电视剧播出，为上海电视台录播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反映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宣教。
那时赤贫、落后的中国，找不出几台电视机，拍不了几部电视剧。约略交代一下电视史，可以看出，电视远离“大众”，更未成为后来那样的大众文化焦点。
文革结束和否定“两个凡是”的那几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转变。这段时间，本就稚嫩、如今更奄奄一息的电视恢复不了元气；但此时，国外影视片却不断被引进，为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养料。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伟大的曙光》、《难忘的1919》、《乡村女教师》、《望乡》……这些来自南斯拉夫、苏联和日本等国的电影1978年后陆续在国内电视荧屏上播出。经历了严格筛选的国外影片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冲突下，顿时打开了国内观众的眼界，也让数十年来一直处在封闭中的中国的电视工作者抽了一口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