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振国为你声音刻录回忆
张甜甜/文 安定/摄
从音乐起步的人生路，却意外地拐进了声音世界的岔路口。江振国在自己的小录音室中，每天录音、调音，用声音记录时间流过的痕迹，还原真实。
有音乐流过时间
江振国与声音的感情以及关系，须得从音乐谈起，因为他的成长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是平头百姓，他的父母都算得上是宣传队的文艺骨干，父亲擅长二胡、笛子、笙，母亲则有一个唱歌的好嗓子。别家妈妈在小孩子床边都会哼唱轻柔的摇篮曲，江振国记得，小时候每晚睡觉之前，他的妈妈哄他睡觉唱的则是《东方红》，几乎每天都唱，一唱好多年，难以想象的画面。
江振国亦承认，在他进入大学进行专业音乐学习之前，父亲在音乐上的造诣一直比他高。高考前夕，为放松江振国的紧张情绪，父亲的方法就是陪着他唱歌——爷儿俩并排往床上一躺，父亲说：“你随便唱个歌，我就能把谱子唱出来。”两个人就那么躺着，唱啊唱啊……
也许童年时的某些举动，是他未来对声音、对录音产生浓厚兴趣的映射。
1988年，江振国的家里有了第一台录音机。那个神奇的、会唱歌的匣子让江振国迅速为之着迷。按下录音键，就能把现实中的声音保存在一盒小小的磁带上。调试各个按钮，还能让声音发生各种奇异的变化。那些日子，江振国完全迷上了捣鼓那个录音机，反复拨弄。捣鼓多了自然也有所成效，放同一盒磁带，小小年纪的江振国放出的音乐就是比父亲放的好听，为什么？“就看你怎么捣鼓的呗。”
透过这台录音机，江振国粗浅朦胧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声音，没有调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这个道理，在很多年之后的课堂上，终于从老师那里得到了证实。
从老师到录音师
读书、上大学、毕业、工作，2001年，江振国从一名学声乐的学生变成了一位教音乐的老师。他的生活，依然用音乐来贯穿。直到某天，他遇见了一台叫做调音台的机器。
江振国所在学校的大礼堂有一套不错的音响设备，瞄上之后，江振国就跟管理大礼堂的老师自告奋勇要求“照顾”那套设备。调音台上繁复的按钮让外行人看花了眼睛，什么也不懂的江振国就自己买了本书，书上有对调音台的部分介绍。“那时候每天夹着书就往大礼堂跑，跑到那儿就拿着书蹲在设备前面看，一个一个在书上找，看哪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就算知道了哪个按钮，可还是不会用啊。”江振国重演了童年时捣鼓录音机的那一幕，他开始自己摸索着调音，结果可把管礼堂的老师给郁闷坏了，“因为那音响的声音都不知道被我调成什么样了。”
就在那一年的暑假，江振国去了北京，专门学习录音、调音。当时全国仅有两所学校具备培训录音师、调音师的资格，学费高昂，江振国花四万多元钱培训了三个月，换来两张资格证书。曾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坐回课堂，再当学生，那三个月每天都上课的日子很辛苦，从早上7点半起床到下午5点，一整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晚上和课余时间，则是和同学一起进棚“实践”，互相录音、试听，继续琢磨。
北京学成归来，江振国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礼堂的音响给调试好了。
为了理想的坚持
经过北京的这一番学习淬火，江振国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录音、调音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回来之后，江振国一边继续在学校上班，另外自己租房子、贷款买设备，开了一间很小的录音工作室。
那是2004年的时候，私人录音棚在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发展得颇为红火，大众化的录音棚录一首歌的费用基本上能达到100元。开录音棚，这个发展规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心想不要多，每天只录两个人好了，一个月下来收益也很客观。”江振国的乐观固然有些盲目，私人录音在苏州毕竟还不够普及，但每月基本也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当老师的还在外面干起了小事业”，江振国并未在学校隐瞒自己的行踪，他也知道“势必有所影响”。在一次校长找他谈话，委婉地表达了学校老师有点意见的时候，江振国“一时冲动了一下，我想既然其他老师对我有意见那我就辞职走人呗，于是我就辞职了。”谁知道，这一辞职，老天就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原本在学校里每个月能有2000多元工资，录音棚里的生意也有1000多元，至少生活有保障。辞职之后，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连录音棚的生意也瞬间蒸发了，他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
江振国最常讲的一个“7元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有生意就没有收入，他一度靠7元钱活了一个礼拜，每天吃8毛钱一卷的挂面，为减少体力消耗甚至闭门不出。他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伸手向朋友借，因为“那是为自己的理想付出的代价”。卖掉设备？他更是不肯，“如果连干活儿的基本工具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理想”。幸好，就在即将山穷水尽的时候，一单生意赚到的100元钱救了他的命，这笔钱迅速被他用来犒劳自己好好吃了一顿。
记录最真实的声音
北京之行，江振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建立起了一个好的声音概念。谈起“声音”这个词语，他便难掩喜爱的情绪。
江振国对当时的一位老师刘书兰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她教会江振国确立一个对好声音判断的标准。刘书兰是国家一级声音评论员，全国只有三个，她对声音的好坏有着绝对权威的评判，基本上她说什么声音是好听的那肯定就是好听的，她说什么声音不好听那也是绝对的。
在江振国的心目中，他对好听声音的判断标准是“最真实的声音最好听”，不刻意模仿、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尽量展现出自己声音的优点，“如果我把你的声音调得都不像你自己的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现在，进棚录音在苏州还没有那么广泛而大众，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江振国的客户中有五六岁的小朋友，也有八十多岁的老年人。很多人走进录音棚，主要都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顺便还能体验一下当明星的感觉，可不是嘛，“进棚”这个词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歌星的日程表和娱乐新闻。
面对客户时，江振国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客户认识到自己的声音美丽的一面，并尽可能地表现出来。随意地聊聊天，沟通交流，放松情绪，多次试录，再经过适度的修正、剪辑，尽量还原并保留下客户最真实的声音。
http://mczb.2500sz.com/news/2008/7/7/news/news-15-33-05-23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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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行走的心 于 2008-8-5 22:25 编辑 ]
